毛主席女儿为啥非要搬出中南海？进去都难，她偏要出来
1963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点儿凉意，李讷推开姐姐李敏家的门，劈头就问：“姐，你真想好了？非搬不可？”
李敏没多言语，只是低头收拾着东西，轻轻“嗯”了一声。就这么一个音节，却像块石头投进水里，在毛家激起了一圈圈经久不散的涟漪。
要理解李敏这个决定，得把时间往前倒。这姑娘的童年，说白了就是一笔糊涂账。1936年生在陕北的窑洞里，奶都没吃几口，就被送到了老乡家。那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就算烧高香了。
后来辗转到了苏联，跟母亲贺子珍相依为命。那段日子更苦，母亲贺子珍因为性格刚烈，跟苏联的官僚体系格格不入，甚至一度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小小年纪的李敏，在异国他乡，见识了太多人情冷暖。
直到1949年，她才回到父亲身边，第一次在双清别墅扑进那个伟岸的身躯，喊出一声“爸爸”。可那份父女团聚的喜悦，短暂得像夏天的阵雨。
新中国一成立，她父亲就成了全世界最忙的人之一。李敏进了八一学校，过上了集体生活。想爹了，念娘了，生病了，都得通过卫士、秘书层层传话。父女俩最亲密的交流，常常就是纸条上的一句：“今晚叫娇娇来吃饭”。
时间一晃，姑娘大了。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她跟一个叫孔令华的年轻人好上了。年轻人嘛，揣着那封皱巴巴的情书，第一个就想给父亲看。
毛泽东看得很仔细，问得更仔细：家里是哪儿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哪个部队的？当时李敏还觉得父亲有点啰嗦，后来才咂摸出味儿来。这哪是老丈人看女婿，简直就是组织审查。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可是国民党西北军将领出身，后来起义投诚，当了解放军的高级炮兵将领。这层关系，当父亲的能不多琢磨琢磨？
婚礼就在菊香书屋办了，简单朴素，三桌饭。毛泽东那天很高兴，举起杯，开了个玩笑：“娇娃不丑，要见公婆嘛。”话是笑着说的，但那份嫁女儿的怅然，过来人都懂。
可结了婚，日子就不是谈恋爱那么简单了。住在中南海里，看似风光，实则像住在玻璃罩子里。今天这个首长路过来看看，明天那个老战友托人带个话，加上层层叠叠的警卫制度，小两口连吵个架都觉得不自在。
有一次，孩子半夜哭闹，她抱着孩子想去父亲那边转转，硬是被值班员拦在了丰泽园门口，理由是“首长在工作”。那种客气又疏离的阻拦，比吵一架还让人心里难受。
还有一回，外面一个电话打进来，指名道姓找“毛主席的女儿”，这事儿立马就在大院里传开了。李敏觉得，自己这个小家庭，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无数双眼睛之下。
压垮骆驼的，就是这些一根根的稻草。1961年，她和丈夫孔令华正式打了搬离的报告。
毛泽东起初没同意，理由朴素得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父亲：“离我远了，我想看你怎么办？”
李敏没说话。过了两周，第二份报告递上去了，还主动说，我们不要每月40块钱的特殊补贴了，不能占组织的便宜。这话一说，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要走就走吧，别走太远。”
1963年早春，他们终于搬进了地安门东大街的一处普通民居。行李车开动的那一刻，李敏回头看了一眼，只听见一个老门卫低声嘀咕了句：“傻孩子，可惜了。”
谁都没想到，这一搬，就把父女俩隔成了一道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墙。她的出入证被收了上去，想再进那道红墙，得先申请，再批准，手续繁琐得让人心凉。
有一次她急了，跟哨兵理论：“我是他女儿，回家看父亲，不是外人！”哨兵一脸的“公事公办”：“对不起，这是规定。”
毛泽东知道这事儿，还是从卫士嘴里听说的。那天他随口问：“娇娇怎么好久没来了？”卫士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李敏搬走了，现在进来不方便。
老人当时就愣住了，半晌没说话，最后把小女儿李讷叫来：“你去看看你姐姐，缺不缺什么。人去就行，别带东西，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姐妹俩见面，抱头痛哭。李敏说：“我以为爸爸是默许了那些规定的，就没敢去烦他。”李讷临走，塞给姐姐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的字迹，大意是说，有空了，写首新诗给我看看。
可那道“规定”的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到了1974年，毛泽东已经病重，李敏心急如焚地想去探望，又被拦在门外。她急得直拍那扇朱红色的大门，眼泪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掉。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辗转找到汪东兴求情，这才得以进去见上一面。
病榻前，父亲拉着她的手，声音已经含混不清：“娇娇，怎么不常来看我？”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李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拼命点头。
1976年9月，巨星陨落。李敏站在长安街送行的人潮里，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天上下着冰冷的雨丝，灵车缓缓驶过，旁人不会知道，这个穿着朴素的女人，就是车里那位伟人一生呼喊“娇娇”最多的人。
回头看，当初那个搬家的决定，就像一颗小小的石子，却引发了一场亲情的雪崩。有人说她傻，放着金窝不住非要出去受罪；也有人佩服她的骨气，不愿活在父辈的光环之下。
这事儿，哪有什么对错。她只是想过点普通人的日子，可她姓毛，这就注定了她这辈子，普通不了。那道红墙，隔开的不仅仅是两个住处，更是两种人生，以及一段再也无法弥补的父女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