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生平最为关键的错误，莫过于1938年背叛党的初衷，转而投向国民党阵营，并沦为军统特务的一员，此行径如同一场自导自演的荒诞剧。那么，在军统高层戴笠的得力助手沈醉眼中，张国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这位由中共阵营逃至军统的张国焘与戴笠之间，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本文作者沈醉
提及张国焘，对于中年以上的中国民众及少数外籍人士而言，其名号多多少少为人所熟知。
在那春风拂面的1949年，他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随后又远赴加拿大。在那里，他依靠撰写回忆录、自传以及针对中共领导人进行的深入分析，以此维生。
张毛早期合影
一个不老实的人
——早期张国焘
据我所知，在那个香港与加拿大的时光里，他日复一日地埋头于笔耕，所得稿酬微乎其微，又无其他技艺可供生计，于是不得不日日挥洒笔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笔下似乎已难觅新篇。遗憾的是，他在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少将主任的那段经历，他却始终未曾敢于动笔。因此，我便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尝试填补这一历史空白，以期让后人得以窥见。
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发表演说时指出：“张国焘曾向党中央提出独立性要求，最终走向背叛，沦为特务。”然而，毛主席当时并未具体说明张国焘加入了哪个特务组织，或是在其中从事了何种隐秘的勾当，而《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未对此进行解释。他本人亦未曾透露相关信息，这或许与毛主席同时提出的“张国焘是个大不老实的人”的评断有所关联。
张国焘不止一次向我及毛人凤等人透露，早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他便萌生了投靠国民党的念头。这主要是因为在党内，他深感不快，不仅权利受限，更是饱受委屈。
出卖灵魂的“代价”
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启动以来，每当清明时节来临，国民党官员便会纷纷前往陕西黄陵县，对轩辕黄帝的陵墓进行庄重祭扫。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亦会委派代表，参与到这一肃穆的仪式之中。追溯至1938年的清明，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亦出席了这场活动。然而，仪式落幕之后，他却孤身一人投身敌营，甚至他的警卫员也因不愿与他同流合污而拒绝同行，致使他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的这次背叛之举，当时无疑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瞩目与震惊。蒋介石曾在武汉亲自接见此人。他原本自以为此行必能一跃而上，财源滚滚。然而，与国民党人的交往并非易事。无论昔日地位多么显赫，若在投降之际未能携带丰厚的礼物，手中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只能任人摆布。
最初，蒋介石将他擢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委员。然而，这位对名利颇为热衷的个体，对于这个名不符实、权力有限的职务，早已心生厌倦。尽管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曾对此感到懊悔，但我猜想，他或许会认为在延安，至少生活上能享受更多舒适，且不会遭受他人的非议。国民党官员在外表上总是面带微笑，他们的笑容背后藏匿着锐利的锋芒，但多年的磨砺让他们能将这锋芒掩藏得无迹可寻。因此，他们的举止总是显得既礼貌又周到。
“守土抗战”背后
自“西安事变”结束之际，共产党巧妙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成功避免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使得蒋介石重获自由。此后，国民党不再公开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亦不再坚定执行“反共重于抗日”的方针。这是否意味着沉默即是退让，或者实质上意味着转变？并非如此。随着芦沟桥枪声的响起，尽管媒体广泛传播“无论南北地域、老少年龄，每个人都有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责任”的口号，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难道所有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在坚守领土进行抗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难道国民党未曾抵抗日本侵略吗？那些牺牲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命，足以证明这种说法的不准确。在我目睹武汉陷落之前，我在上海亲历了前线士兵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并在台儿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武汉沦陷前，确已早有那么一群人，就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开始，这些人当中，一批重要当权者，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过：“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当然，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亡党不能灭，灭了就没有他们的官可做，财可发了。
在抗日战争早期阶段，延安的抗大和鲁艺在沪地启动招生计划，却不幸遭遇间谍的破坏，他们将张贴的招生告示尽数毁损。随着破坏任务的难度逐级提升，间谍们遵从上级指示，转而将报名地点的标记抹除或遮盖。此类行径是否与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外敌、捍卫国家的共识相吻合？更不必说那些公然干预并拘捕前往延安者的恶劣行为了。
戴笠手中的“宝贝”
——戴笠
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撤退至武汉途中，“反共重于抗日”的口号在各地重新被大力推行。恰逢其时，张国焘单人匹马而来，似乎正巧满足了这一紧迫的需求。鉴于国民党机构遍布，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将张国焘托付给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让其投身于一个专门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机构。此举可谓用心险恶，堪称恶毒之极。
据悉，蒋介石在将张国焘转交给戴笠时，态度谦和地表示：“请张先生协助戴先生。”尽管张国焘对被安排到军统局且非局长或副局长，只是“协助”感到不满，但鉴于新环境的规矩，他不得不遵从“最高统帅”的指令。即便有一千个不情愿，也只能屈服于命令。戴笠在得知此决定后，兴奋得几夜未眠，心想拥有这样一位“宝贵”的人手，剿灭共产党岂不轻而易举！
蒋介石与戴笠或许对张国焘的评价过于乐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判。或许，他们受了他的夸大之词所影响。他们始终坚信，张国焘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与关系，足以让他在中共组织内部策划渗透与拉拢的阴谋活动时，发挥出巨大作用。他们满心期待，只要张国焘愿意出力，便能对共产党的瓦解，乃至分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戴笠的“座上客”
戴笠素来热衷于举办宴会款待宾客，其邀请对象囊括了各行各业的人物。然而，在国民党元老中，他却鲜少受到关注。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却频繁出现在他的宴席之上。在文官系统中，众多部长、省主席；在军界，除去薛岳、冯玉祥等寥寥数人之外，大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总司令等，每当来重庆汇报公务，都会欣然应允参加。自从成功收服张国焘这位部下，戴笠的宴会愈发频繁举行。
“贵宾明日莅临，有幸与中共第三号人物，一位历经风雨、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同席共谈。”在向宾客介绍张国焘之际，他的话语中无不透露出那份由衷的自豪与自豪之情。
“倘若昔年我手段更为犀利，于共产党的序列中，我的位置绝不仅限于第三或第二。”彼时我对党内过往的历史了解尚浅，未能领会其言所指，因而含混地颔首，借此表达对于这种夸张之词的默许。当然，在戴笠为他引荐之际，他断不敢如此率直地发表此言。
自荐训练特务
初踏入军统局，张国焘便担起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重任。按照军统的编制，这个主任的职位仅相当于少将级别，研究室的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人，这显然未能迎合他迫切寻求官职的渴望。尽管如此，戴笠等高层对他还算礼遇，不久便频繁邀请他参加各种宴会，宴席上的丰盛程度，与陕北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然而，国民党的宴会并非无的放矢，在尽情享受之余，他也需有所回报。于是，张国焘向戴笠提议，开设训练班，亲自培养一批精锐特务，潜入边区，实施其阴谋。
张所要创办的训练班，首要面对的挑战是为其取一个恰当的名字。鉴于军统局已将众多训练班以各地名称命名，诸如临澧、黔阳、息烽、兰州、重庆等地，故在重庆再设一个同名班级已显不妥。经周密考虑，戴笠决定以其所属部门名称为蓝本，创立一个名为“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新机构。这缘于抗战时期，尽管表面需维持国共合作的假象，但不宜选用带有反共色彩或类似意味的名称。在军统内部，“特种政治”一词及其所关联的单位与案件，均专指用以对抗共产党的策略与行动。
张提出创办一所培训班，并自荐担任主讲，其宗旨在于锻造一支能够为其所用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面对张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戴笠无不一一照办。在培训班成员的选拔上，戴笠特别指示人事与训练处需从军统旗下的各培训班中精挑细选，选拔出一批已结业及正在接受培训的所谓精英分子。张亲自对候选者进行面试和评估，方能获准入选，其选拔标准之严苛，前所未见。
显然，这种特殊政治使命在军统的工作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此，无论张所需的是人力还是财力，戴笠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充分的支持。据张的助手黄逸公透露，在这段时期，他对戴笠言听计从的态度感到格外满意。黄逸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于1934年在上海投诚后投身特务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戴笠确信他的忠诚与可靠性，遂派遣他协助张开展工作。培训班设立后，黄逸公便被任命为教务主任。一般而言，军统举办的训练班主任多由戴笠兼任，然而这次培训班，张担任副主任，实际上却由他全权负责。
对叛徒“用而又疑”
为严格执行戴笠在运用叛徒时所遵循的几项核心原则，本训练班并未选址于军统局乡间办事处附近的缫丝厂，而是择定磁器口的洗布塘，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保持超过一里的距离。考虑到戴笠对于新叛徒的态度——“仅取其才，不传其道；敬而远之，用而疑之”，张所负责的训练班不仅需与其他班级保持隔离，其研究部门亦未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总部，而是选择在局外设立。
张国焘未能出席军统局举办的任何会议，即便是每年一度的“四一大会”，也未曾收到邀请。至于各类工作会议、局务会议、午餐会等，他均无份参与。这或许是为了预防他可能对军统机构进行所谓的“研究”。因此，在军统局内部，众多科长级别的人员与他未曾有过交往，仅闻其名，未见其人。而我，由于负责总务工作，除了关注各单位的业务运作，对涉及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有所留意。然而，对于张主持的研究室，我并无太多兴趣。数年间，我只曾造访过两次，至今对其具体位置已模糊不清。
有一次我前往，恰巧遇到张正正与几位同事开会。在简短的交谈之后，他为我引荐了两位陌生的面孔，并让我与他们握手。我礼貌地示意他们继续会议，自己则转而与张的助手黄逸公进行交谈。我询问他们几位何时开始工作的，黄逸公告诉我，其中两位是中统的成员。
返程之后，我便向毛人凤——当时担任军统局代主任秘书一职——提及了召集中统人员召开会议的事宜。毛人凤向我透露，尽管军统与中统在诸多事务上偶有龃龉，但在共同对抗共产党这一问题上，双方的合作却颇为紧密。尽管军统、中统以及宪兵等机构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中时常激烈交锋，然而在应对共产党这一共同威胁时，却能达成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众人皆深知，若共产党取得胜利，一切都将画上句号。
张国焘授课特工。
我未曾有过在张国焘创办的训练班中授课的经历，然而，我在军统局举办的培训班中，曾在息烽、江西等地担任过讲师。在这些培训班中，张国焘亲自担纲主讲多数课程，黄逸公等同仁也奉献了一些授课内容。鉴于我主攻行动技术的教学，或许在我的授课班上，我的专长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批学员人数超过百名，毕业之际，招生工作便迅速开启了第二期。戴笠对这一班级寄予了厚望，在将他们派往西北之前，他亲自分阶段接见他们，并反复激励他们，教导他们如何肩负起“领袖”所托付的“神圣使命”。然而，这一美好的愿景很快便遭遇了现实的冲击。张国焘亲自讲授的分析与研究课程，以及潜入边区、赢得信任等策略，在实际操作中与理论相去甚远。
派遣至彼处的人员，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因胆怯而未能抵达边陲；携带着戴笠亲笔信件寻人的学员，更是有去无回。眼见局势急剧恶化，戴笠焦虑至极，勉强完成了第二期课程的授课，随即不得不宣布课程暂停。
边区无特务藏身。
自抗战初期起，军统便肩负着在延安设立情报站的使命，并计划部署一套特工电台，然而，这一目标始终未能达成。众人原以为凭借张的特殊关系，此事应能轻松解决，却未料到，张不仅未能成功争取到众多共产党和红军的干部，甚至难以在内部渗透。即便是张本人，将建立边区军统组织视为轻而易举的“小菜一碟”，最终亦未能完成任务，无法向蒋介石交代。
据消息透露，延安组最终在被誉为“阴阳交汇”之地的洛川设立，并部署了一部电台。洛川，这片被当地民众称为阴间之地的国民党统治区，与属于阳间（亦即人间）的边区相隔，致使军统组织在当地难以扎根立足。
与此同时，张国焘派出他亲自栽培的特工，携带着他的亲笔信函，前往太行山等地区，旨在寻找八路军据点并建立联络。如范汉杰所述，在他担任二十七军军长并驻守太行山周边时，频繁遭遇军统特务携带戴笠的信件前来，恳请范汉杰协助将这些人员护送至八路军管辖区域，以便他们开展特务行动。
经过一连串精心策划的阴谋与尝试，张虽然屡次遭遇挫败，却意外地遭遇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位红军团长竟然主动归附于他。当张向戴笠报告这一喜讯时，戴笠迫不及待地询问部队的最新动态。张的回答是，那位团长已经先行一步，独自前来接触，并计划稍后率领其余部队一同加入。戴笠听闻此言，立刻意识到，这位团长与他有着相似之处，同样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
“小虾”难钓“大鱼”
尽管张国焘屡遭挫败，未能如愿完成他所宣称的诸多任务，戴笠却并未减少对他所倚重的程度。他于是另寻路径，在军统陕西省站之外，特别增设了陕北站，亦即榆林站，并指派黄逸公出任站长。与此同时，在汉中设立了专门的侦察站，并加强了西北区以及军统骨干耀县地区专员梁干乔等人职责。此外，张还在边区的一些区域设立了数个小型所谓的策反站和小组，声称其策略为“以小搏大”。然而，我并未亲眼目睹或耳闻这些站、组的小组成员成功捕获到任何重要人物。
自1943年起，戴笠已深刻洞察这位所谓“宝贝”的实质，深知从中难以榨取任何利益。尤其是那些自诩为“反共专家”的人物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剖析，他们认为张在共产党内部的声望已完全丧失，无人愿意效仿其脚步。当然，他们亦认为严格的防范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原计划派遣至边区和八路军等地的受训学员，因故未能如期启程，最终只得重新规划其职业路径。众多学员被分派至各兵工厂的安保稽查团队，其任务主要是为了阻止共产党人潜入这些工厂进行非法活动。
张国焘日子艰难
“这个人（指张国焘）太过分，他以为这样就能轻易过关！”
自那以后，张对戴笠的见面变得畏惧，昔日那些对他的特殊优待，亦逐渐发生了转变。曾专为张配备的那辆小车，也以汽油进口的困难为由被撤销。改而声称若有出行需求，可随时召唤车辆，然而这“随叫随到”的承诺，却常常落空。当时，我观察戴笠的表情行事，对于那些他不悦之人，我也绝不会去讨好。
乘车风波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军统部门从海外购置了几辆新型小车，我正准备前往车队体验它们的性能。此时，汽车大队长、副大队长以及负责小车管理的中队长，正向我介绍这些新车的特点。就在这时，中队的值班员匆匆跑来向中队长汇报：“张主任来电需要用车。”我随口问道：“是哪位张主任？”“报告，是张国焘主任。”我接着下令：“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告诉他今天的小轿车都已经被借出了！”在我身边的几位汽车大队负责人都笑了，明白我在开玩笑整治张国焘。于是，他们便遵照我的指示，派了一辆三轮车前往。
“你负责车辆，却用这么好的车，故意让人派辆破车给我，这合理吗？”在军统里，我一直以“资历浅却经验老”自居，对那些“后来者”向来不屑一顾。他竟然敢质问我，我顿时怒火中烧，重重地拍在桌上：“张主席，收起你的那套吧，这里不是延安！你应该懂点分寸！”他一听，脸色顿时涨得通红，几乎要哭出来。我正准备继续反驳，汽车大队负责人立刻上前劝慰并推搡着他，让他坐上新车离开。他一言不发，可能意识到再闹下去也无益。尽管他一向固执己见，此时或许也意识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戴笠的“政治头脑”
自然，事发后，便有人急匆匆地向戴笠举报。翌日，戴笠召见我，一见面便劈头盖脸地斥责我：“你太缺乏政治敏感了。”我佯装不解，对他的指责一无所知。他连珠炮似的指责持续了许久，至于我究竟回应了什么，我已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在其中，我不经意间流露了对张国焘的不屑，因为他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成就”。戴笠叮嘱我牢记几句话，大意是，张国焘虽未在军统局实现其自夸的承诺，但这不能全怪他，因为共产党方面早已布下严密的防范，导致他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还需留意的是，他在全世界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国际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仍有可利用之处。
戴笠特意安排了张国焘共进晚餐，并明确要求我向张道歉。在向张敬酒时，我坦承自己言语粗鲁，缺乏礼节。张表面上装作不在意，带着微笑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接着表示，此事他早已抛诸脑后。然而，我坚信他不可能忘记那些话，它们是对他背叛信仰的极大羞辱，是他可耻且悲哀的结局。
戴笠当着我的面，斥责我年轻气盛，不谙世事，称我为任性之辈。即便日复一日地责骂，亦未见成效。他甚至声称，自我十几岁便随他左右，竟未曾涉猎过书卷，故而毫无政治见解。他叮嘱我，不必过于介意。
张国焘推荐为参政员。
自然，张国焘虽是虚情假意地对我赞誉了几句，但戴笠却屡次在我面前郑重其事地告诫：“张先生日后所需，你务必照办，不得擅自做主。”尽管我口头上予以应允，心中却明白这只是做做样子，因张在国际共产党中仍有其可用之处。
确实如此，一旦发现张国焘有任何可用之处，戴笠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事实上，戴笠在如何运用这位重大叛徒上可谓是费尽心思。为了将张国焘培养成军统的高级情报人才，戴笠特意推荐他担任由各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名流共同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期望张国焘能在这样的集体中发挥些许作用，尤其是先了解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政府有何意见与不满，以便在会议中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然而，据说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参政员根本不予理睬，而民主党派的几位领导也对他不屑一顾，只有国民党参政员尚与他有所往来，但他也深感在那个环境中孤立无援。
每当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及其渝特区外勤组织便陷入忙碌之中。戴笠屡次叮嘱我需密切配合其工作。为此，我需在重庆夫子池附近租赁数间用作临时工作组办公与住宿的房屋，并在其中安装一部电话，由电话局负责。此外，还需由军统局电话队增设一部直通军统总机的电话，以便戴笠与毛人凤能随时与临时工作组保持沟通，了解会议相关事宜。党政情报处的处长与副处长常常亲自率领部分主管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工人员前往该地工作，直至会议闭幕方才返程。
“张国焘拿到了什么重要信息？”负责编纂审核的科长仅用一个字回应我：“无”。
张国焘另谋出路
抗战终战，戴笠不幸陨命，军统局随即着手进行改组、缩减规模并裁员。众多曾借此机会敛财或寻得自保之道的大特务，纷纷趁机请求自寻出路，逃离这个仅存“家法”却无“国法”的邪恶组织。张国焘因早已不再受军统重视，深知自己已无立足之地，亦借此机会另谋前程。不知他通过何种途径，竟然谋得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的肥差。在我与几位大特务为他赴任举行饯行之际，他在酒足饭饱之后，依旧不忘讨好国民党，并对共产党进行诬蔑。他声称自己之所以接受分署长一职，主要是感到在共产党任职期间，对江西的乡亲们有所亏欠，造成了诸多损失。他现正利用美国的救援物资，尽力帮助老乡们，以表达自己的一丝歉意，并求得乡亲们的谅解！实乃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真令人难以置信，他竟能说出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语！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众多珍贵的古董文物悉数迁往四川妥善保管。运输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关键在于确保这些珍宝不落入敌方手中。然而，战争胜利后，这些文物需从四川迁出，此时便不得不慎重考虑运输方式。木船航行风险极高，一旦落水便难以打捞，字画书籍更是遇水即毁；飞机运输虽快捷，但一旦发生事故，文物亦可能遭受损毁。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采用中美合作所提供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其中一千辆专用于装载古董及军统的重要档案文件，通过陆路运往南京。毛人凤委派我负责此项重任，我率领这支庞大的车队途经南昌，与江西的几位军统负责人会面后，原本并无意拜访张国焘，但不知何人告知于他，他竟派人前来邀请我前往，声称有要事与我商讨，我无奈之下只得前往。
贩“土产”与吃“洋货”
“不必担心，多分给他们些，他们拿到家乡后，自然会私藏一部分，这样既不得罪人，又能完成任务。”但他不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还有人对物资分配的公平性提出质疑。最后他表示，明天请我吃午饭，并邀请那些棘手的特务一同出席，希望我当面告诫他们，多帮忙少添乱。我得知他第二天设宴，便告知他我必须一早离开，因为有人提醒我，牛行车站附近的公路木桥年久失修，担心发生意外，若车队无法过江，我无法承担责任，所以必须尽快过江。他让我见到那些特务时，告知他们不要再来索要物资，并让人从办公室后面搬出两大箱罐头食品送给我，我连连摆手，表示车内已装满四川特产，无法再装。他请我挑选一些我和孩子喜欢的带些走，也算心意，我一看都是大听的黄油、奶粉、冰淇淋粉和水果，笑着说这些都不是我和孩子喜欢的，家里这些物品堆积如山，未曾动过。他不服气，问我喜欢什么，我表示爱吃火鸡罐头和芦笋，孩子喜欢草莓和芒果，他也承认救济物资中没有这些。面对他的盛情，我只能心怀感激。
寄人篱下的滋味
在与张国焘共事的数年间，我对他形成的印象是狂傲自大，骄傲无比，生活上亦颇为堕落。他尤其难以忍受他人不同的观点，且自视甚高。这些并非我亲身体验所得，主要源于当时负责照料他生活的勤杂人员，均由军统总务处派遣。他们既负责他的日常生活，也负有“监督”其思想言行的职责。或许张国焘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表明对国民党的忠诚不二，毫无可疑之处，他在与访客交谈时，故意不关门，有时甚至故意提高声音，显然是希望身边的勤杂人员能够听清，以避免误会。这种痛苦的心情，或许是他出于无奈而采取的措施。寄人篱下的感受让他变得格外谨慎，有时我甚至为他的这种状态感到羞愧。
当时，与他共事的勤杂人员均由总务处主管，这些人并无权限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递交“小报告”。他们唯有在领取军统局薪饷与粮食之际，通过口头或简略的书面形式，向军统总务处庶务科的勤杂士兵管训股进行汇报。该股的股长或相应科长便会转告于我。我对此通常并不认为存在重大问题，仅仅是例行听取汇报。据我所忆，张从未在背后进行过任何不愿公之于众的行为。他也从未私下里痛斥戴笠、蒋介石等人，或对国民党有所抱怨。通常，他只是对家人发怒，或是抱怨饭菜不合口味，进而斥责烹饪人员。
张国焘和人吵架
某日，我偶然听闻他在通话中与人争执，随即示意持续关注，并探明争执的具体对象和原因。遗憾的是，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估计那并非什么重要之事，否则我必定会铭记在心，并需向上级戴笠汇报，多少还能回忆起一些内容。
戴笠对此似乎并不上心，仅曾询问过我一次，派往张国焘住所的人员是否可靠。我向他保证，这些人员均经过我亲自挑选与严格考核，绝无后顾之忧。
“若非同我们一般，他又怎会逃离而出呢？”
军统命他留大陆
我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发生在1949年春天。当时，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的家中设宴款待张，亦邀请了我一同出席。那日，他们的交谈尤为频繁，而我除了一致问候之外，并未与他有深入的交谈。
餐后，毛人凤恳请他留下，并透露这是“老头子”的旨意。闻言，他即刻回应，自己早已深思熟虑，如今只想在台湾寻一处风景秀丽的山野，过平凡百姓的生活，潜心创作，其他一切事务皆不再考虑。毛人凤不断劝说他留下，强调经过周密分析，共产党到来后不会加害于他，且留他在此，能成为共产党内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这对他而言，远比随他赴台更具价值。
他聆听完这番话语后，低下头陷入沉思之中，我和毛人凤均保持沉默，静候着他的回应。
“你们所言极是，他们到来，自不会将我置于死地，但批斗却是不可避免。我已年迈，听听老同事们的批评，我尚能承受，若落入那些年轻人的手中，我恐怕难以承受。毕竟，人皆有自尊心，而这些年轻人偏偏喜欢戳人痛处。”他特意提及自己曾遭受的批斗，在我瞥了他一眼后，他继续说道：“若是有老友讽刺几句，那比刺我一刀还要痛苦！”我未曾料到，我几年前对他的讽刺，至今仍深深刻在他心中。正如俗语所说：“利刃割肉尚可愈合，言语伤人却难平息。”张国焘可谓是自讨苦吃。
一个叛徒的下场
那次谈话可说不欢而散。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我和毛人凤一道送他出门后，我等毛人凤刚一回来坐下，就问他，为什么要让他留下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笑着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晚年张国焘
自然，他亦深知自身处境，台湾不允其前往，又担心在国内遭遇批斗，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前往香港。推想他虽曾担任救济分署长一职，但所得实惠恐亦有限，故此抵达香港后，便须倚赖手中的笔杆，以谋生计。
张国焘全家加拿大合影
自香港至加拿大，他的笔下留下了诸多文字，然而在放下笔端，与亲人永诀之际，上述内容，他无疑是有所疏漏。我与他曾共事，便以此文补记，也算是对他先前那番讥讽的些许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