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将王长江
在八路军英勇的战士行列中，众多杰出将领星罗棋布。除了家喻户晓的“王疯子”王近山，还有一位同样以勇猛著称的将领，名叫“王长江”。那么，这位“王长江”在战场上又是如何展现其“多疯”的勇气的呢？简单举例。
1944年，美国派出观察团深入中共的根据地，对八路军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拍摄了一系列战斗影像。上级特命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王长江负责陪同这些美国记者，并下达了严格的指示：“务必确保盟军记者安全穿越封锁线。”
王长江肩负重任，深知“绝对安全”的重要性，便毅然决定彻底肃清封锁线内所有日伪据点。他迅即下令，部署部队一举摧毁了马坊地区日军所设的两个据点。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仅一个小时便宣告胜利。翌日破晓时分，随着盟军记者成功穿越封锁线，那座日伪军的炮楼依旧熊熊燃烧，烈焰冲天。
美国记者目睹此景，无不瞠目结舌，他们平生未曾目睹有将军如此执行军令，以至于将王长江视为一位好斗的狂热战士。美国记者福尔曼站在指挥所中，对王长江感慨道：“未能捕获日军俘虏，这真是本战一场难以弥补的遗憾！”
“来，立刻跟我去抓捕俘虏！”于是，一位美国记者携带摄像机，紧随八路军脚步，参与了协和堡的激战，并捕捉到了那些宝贵的战斗瞬间（这些影像资料可在网上查阅，有兴趣者不妨自行观看）。
在协和堡一役中，我军英勇奋战，共歼灭日军20余人，生俘日军曹长以下4人及伪军百余名。伪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悉数被俘，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枚、步枪五十余支，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我军阵亡3人，伤4人。福尔曼所拍摄的攻打协和堡的战场录像中，清晰地记录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攀登过程中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滚落至地面的惊险瞬间。
王长江在军中亦享有“王先生”的美誉，此名号源于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他平日里举止文雅，气质儒雅，颇显知识分子风范。王长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即1899年11月2日，在直隶省（现河北省）博野县城西街的一个文化世家降生。他的父亲乃一位清末秀才，王长江在课业之余，刻苦练习武术（八卦掌），并立下了投身军旅、报效国家的宏伟志愿。
1915年伊始，王长江自筹经费，成功踏入保定东关陆军第二师的军官子弟小学，该校由马雪坡校长执掌。翌年7月，他报考了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19年10月，王长江学业有成，顺利毕业。同年12月，他升入保定军校，接受正规的军官培训。然而，随着直皖战争的爆发，保定军校遭受波及，不得不暂停办学。直至1921年8月，王长江才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王长江，自军校毕业以来，历经了直奉战争、随晋军投身北伐、以及中原大战等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军事才能卓著，然而，尽管如此，他的官职屡次更迭，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坚实的靠山，亦无所属的派系依托。他所隶属的部队，时而归属于直系，时而转为奉系，再后来又成为晋军的一员。1931年，部队改编为东北军，不久后，他又成了商震麾下的将领。
1933年，王长江投身于长城抗战，毅然奔赴抗日前线。抗战落幕之后，商震将军力荐他进入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深造，该班由徐权主任主持。学成归来，王长江领兵剿灭了大土匪刘桂堂。尽管他战绩辉煌，但军旅生涯却屡遭波折。193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陆军步兵中校。同年6月，张荫梧将军在山西接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王长江应张将军之邀，重返太原，担任教导团步兵队上校队长，不久后，又转任步兵科主任教官。
王长江曾投身于长城抗战，凭借其英勇的战斗表现，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仅有166位英勇之士获此殊荣，其中蒋介石位居第七，而王长江则名列第65位。与之相比，领导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排名第六十九，傅作义位列第九十一，王耀武第九十三，薛岳第九十四，李宗仁第一百零三，而赫赫有名的国军将领张灵甫却未能上榜。因此，王长江同志成为了抗战岁月中唯一一位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中共将领。
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势争夺激烈，王长江亦难逃其漩涡，虽身不由己，却始终遭受猜疑与排挤。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长江毅然投身抗日救国事业，率部屡次击败日军，却不幸遭遇张荫梧的猜疑与打压。1938年，不愿参与摩擦、破坏统一抗日阵线的国军猛将王长江，在战场上毅然起义，投身共产党怀抱（史称“民八事件”：民军投奔八路军）。1939年秋，他受命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由此跻身八路军杰出将领之列，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威名远扬，叱咤风云。
血战北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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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长江踏入八路军阵营，便深得信赖与重用，尽管他的职位几经变动，但始终担任着独当一面的军事要职。这一经历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在担任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期间，王长江率领部队驰骋于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地，对进犯冀中的日军展开坚决的抵抗。他运用游击战、伏击战等灵活多变的战术，屡次以少胜多，击败强敌。
1939年10月，王长江履新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之职。翌年2月，他奔赴太行山区，投身于对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所率第97军的斗争中。该军曾以制造摩擦而闻名。在1940年3月5日，王长江指挥警备旅仅用一天时间便攻克了97军补充团的50座碉堡。8日，再接再厉，全旅共歼敌3000余名，并俘虏了第94师参谋长蒋希文。曾任第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战后高度评价警备旅的表现，称赞道：“战斗打得极为出色，圆满完成了任务，实属功勋卓著。”
此役击溃朱怀冰所率之97军，一大收获便是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警备旅的战士们欢欣鼓舞，如同过大年一般，个个喜形于色，“子弹充足”的情形乃前所未有。
1940年8月，王长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率领部队投身于百团大战。在此次战役中，他们与日伪军展开了大小百余次激战，战无不胜，战果累累。历经百团大战的洗礼，警备旅的实力显著增强，虽然装备大多源自缴获，但已非昔日那支“土八路”可比。八路军战史中，以少胜多著称的典范之一——北阳堡战役，正是在此种情形之下拉开序幕的。
北阳堡村坐落于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柴堡镇政府东北方向，距离约7.5公里；向南延伸，至县城则相距15公里。1942年8月7日，《解放日报》以《馆陶北阳堡两度激战，我军力克强敌，歼敌近千》为题，对发生在河北省馆陶县的“北阳堡战斗”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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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8日，日军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迅猛的“扫荡”行动。三千余名日伪军乘坐三百余辆汽车，沿着邱县至馆陶的公路快速推进，意图一举歼灭活跃在公路两侧的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
7月11日，王长江率领冀中警备旅接到命令，从深县和衡水两地出发，穿越冀南，最终抵达山东阳谷、范县一带集结。7月13日凌晨，警备旅与日军一个精锐联队的分队发生了遭遇战。
昔日，我党在北阳堡所辖的警2团总兵力达一千多人，然而具备实战能力的八路军战士实则仅有五百之众。这或许会让大家感到好奇，为何一个团级单位实战人员仅有五百？原因在于，抗战进入中期后，八路军对团级编制进行了调整，缩小了团规模，对直属部队和团部机关进行了精简，并取消了营级编制，改为由团直接领导。北阳堡的警2团便是采用此种编制，其战斗力核心为以老红军为基础的2营，下辖四个步兵连和一个特务连。
此刻，警备旅仅剩第二团的五个连队，兵力约五百余人。面对的日军兵力近千，再加上伪军，总数将近两千人。日军紧咬警备旅不放，意图将其围困，意图一举全歼。警备旅连日行军，疲惫不堪。依照惯例，八路军面对敌伪重兵，通常不会选择正面硬碰硬，因为装备差距悬殊，硬拼只会造成无谓的巨大伤亡。同时，坚守阵地亦非良策，因缺乏弹药，阵地战往往会导致自我毁灭。
战场局势对警备旅的处境造成了极大的不利，这一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武器与弹药配置上，日伪军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装备了重型武器，甚至有装甲车辆投入战斗，补给线亦十分稳固。相较之下，我军虽声称“子弹充足”，实则难以维持持久战，且补充速度亦难以跟上。二是面对日伪军的强大阵容，其兵力近两千人，且增援部队正陆续赶来，而我军可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过区区五百余众。三是北阳堡地处险要，四周被两条河流所环绕，形成天然的屏障。恰逢雨季，河水平涨，若战事不利，我军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四是前行途中，济邯公路与漳卫河交织成一道天然屏障；敌方碉堡遍布，严密封锁，白昼行军难免遭遇敌人，陷入不利局面。
面临困境，若选择正面强行突破，结果很可能是一败涂地，成功者寥寥无几。而若不正面强攻，就只能选择冒险深入敌军阵地，展开持久战。王长江，便是王长江。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然地打破常规——选择邻近的北阳堡，着手构筑防御设施，直面日伪军的挑战。他麾下有五百余勇士，弹药充足，有何惧哉！即便战死，亦胜过沦为敌人的猎物，任其追杀。
北阳堡的周边筑有超过六尺之高的坚固围墙，村外地势开阔，便于防守而不易被攻破。因此，部队选择固守村中，伺机寻找突围之机。入村后，他们严密封锁了所有消息渠道，封闭了村口、胡同口，并在院落间挖掘了通道，确保了水井的安全。同时，他们抓紧时间烹饪食物，并动员村民撤离屋内，分散至户外进行隐蔽。
冀南百姓对日寇的仇恨深如骨髓，因此，在这场战斗中，我国军队得以获得当地民众的坚定支持。
尽管警2团的武器配置与日军相比存在显著差距，但相较于其他部队，其装备水准仍属上乘。第一连全员配备了三八式步枪，第二连则装备了汉阳造步枪，而第三连更是升级至捷克式步枪。即便第四连的装备略显陈旧，依旧配备了老式套筒枪。此外，各连均配备了三挺轻机枪，而在特务连，则额外装备了一挺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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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旭日东升，日军炮火骤然袭来。炮击过后，日伪军手持枪械，向阳台堡发起了猛攻。当逼近村口仅余百米之遥时，我警备旅果断开火，枪声与手榴弹的爆炸声在敌阵中此起彼伏。日军阵亡近九十名士兵，承受损失的日军误判情报失准，以为村中驻扎的八路军并非五百人，凭借火力推断，实际兵力至少在千人以上，当属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日军对北阳堡实施严密包围，未再发起强攻，而是迅速调集援军。中午时分，来自临清的百余名敌军，骑自行车潜入村北的高粱地发动偷袭，却遭遇我军的猛烈射击，敌军伤亡约60余人，余众溃不成军逃回。与此同时，当地的八路军游击队巧妙地将日军遗弃的自行车全部收缴，并利用这些自行车武装了馆陶县的一支武工队。午后，又有1700余人和大批汽车、战马从东面的天河村方向紧急驰援北阳堡，使得参战兵力累计超过4000人，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一触即发。
一连负责守卫村南，二连驻守村西，三连把守村北，四连则驻防村西北，而特务连则凭借重机枪的猛烈火力，坚守在村东南大道旁的一座小庙中。与此同时，北阳堡的上千名民众与八路军并肩作战，齐心协力迅速搭建起了防御设施。此外，北阳堡村内的地道错综复杂，在抵御日军进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敌军再度施展“炮兵轰击完毕，随即步兵发起冲锋，步兵冲锋结束后炮兵再行轰击”的轮番战术，而我抗日将士则秉持简朴策略，与敌展开激烈交战。
面对敌军搬出重型火炮，战士们迅速退守至围墙之后，随即在门板覆盖湿棉被与泥土，形成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借助枪眼与观察孔窥视敌情，待敌人逼近至数十米处，便开启机枪猛烈扫射；若敌人更近一步，则直接投掷手榴弹，令敌人承受极大痛苦。
日军的轮番轰炸虽激烈，却始终未能寸土寸进。恼羞成怒之际，他们竟丧尽天良地施放毒气弹。我军因缺少防毒面具，只得依靠湿毛巾和生蒜进行抵御。村民们见状，纷纷将中毒的战士紧急抬往家中，为他们喂水、在额头上敷以湿毛巾，直至战士们逐渐苏醒。
日军对北阳堡发动了无差别轰炸，集中火力猛烈攻击我军设置的轻重机枪阵地。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一位通信员英勇捐躯，副团长的右腿不幸被炸断，连经验丰富的重机枪手老郑也未能幸免于难。日伪军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敌人的尸体、战车、战马以及散落的枪械狼藉地遍布于村子的四周。
黄昏之际，日伪军的攻势暂歇，他们不断驱车前来，运走尸体，照料伤者。夜幕低垂，狂风肆虐，暴雨如注，王长江断定此刻正是趁机突围的绝佳良机。警备旅的战士与乡亲们迅速掩埋了十余位英勇牺牲的战友，随后，他们鼓舞全村的乡邻与部队携手，共同踏上突围与转移的征程。
战士们手持锋利的刺刀，辟开道路，众人在夜色掩护下，巧妙地穿过了日伪军的重围。翌日晨曦微露，日伪军持续对北阳堡进行炮击，直至正午方才罢休。步兵谨慎踏入村中，方才察觉八路军与村民已悄然撤离。恼羞成怒的日军残忍地屠杀了二十余名不愿随军迁徙的老年、病弱与残障村民。
在此次激战之中，警备旅仅付出二十余人的宝贵生命代价（事后得到当地民众的妥善安葬），另有七十余人受伤。我军共击毙并重创日伪军达六百三十人。其中，两名日军中佐级指挥官命丧黄泉，一名身受重伤，另一名虽受轻伤却幸免于难。敌军利用二十七辆汽车将死者与伤者运走，并在北馆陶县城内纵火焚烧尸体，浓烟弥漫，恶臭扑鼻，整个城池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结语
王长江带领警备旅成功突围后，与范县附近的军区主力部队汇合，经过短暂的休整，随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继续为抗战贡献力量。凭借着卓越的战功，王长江的职务不断得到提升，他曾历任多个军分区的司令员，屡经战斗，屡获胜利，成为晋绥军区参战各部队中战果最为显赫的一部。美国记者爱拨斯坦更是亲自前往汾阳战场的八分区进行采访，并对此进行了报道，正是这段经历，为文章的开头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抗战胜利之际，王长江投身于解放战争，建国之后，他身负党和国家重任。遗憾的是，1978年11月17日，他因脑血栓治疗无效，与世长辞。
警备旅巧妙运用地道战的优势，在短短一日内成功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日伪军连续进攻。因此，他们被誉为“神兵”。北阳堡战役的故事被编入《神兵》快板书，几十年来，这首快板书在民间广为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