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的地缘棋盘上，伊朗与以色列的对峙堪称难解的死结。两国相隔千里，既无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也无古代王朝的恩怨纠葛，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伊朗最高领袖多次表态“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消失”，以色列则将伊朗视为“存在性威胁”。这种看似突兀的敌意，实则是宗教信仰、地缘政治与历史进程交织的必然。
要理解伊以矛盾，首先要穿透宗教的迷雾。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主导的国家，而以色列是犹太教立国的国家，两者的信仰差异本不直接构成冲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色列的建国与扩张，恰好撞上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觉醒浪潮。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先后发动五次中东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伊斯兰世界的屈辱感与日俱增。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曾是美国的盟友，与以色列保持着秘密的军事合作。但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将反对以色列上升为宗教使命。在什叶派教义中，伊朗肩负着“守护伊斯兰圣地”的责任，而以色列控制着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者”。这种宗教叙事，让反以成为凝聚国内共识的旗帜。
地缘政治的博弈更让两国势成水火。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长期遏制伊斯兰势力扩张，而伊朗自革命后就成了美国的眼中钉。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暗中支持伊拉克，以色列则多次空袭伊朗核设施，两国敌意不断加深。冷战结束后，伊朗试图填补中东权力真空，以色列则视其为“地区霸权挑战者”，双方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展开激烈proxywar（代理人战争）。
巴勒斯坦问题是点燃敌意的导火索。伊朗虽不是阿拉伯国家，却将巴勒斯坦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共同事业”。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伊朗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剥夺，公开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抵抗组织，为其提供资金与武器，与以色列形成直接对抗。
核问题的僵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以色列是事实上的核国家，却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的核计划自2003年曝光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以色列多次威胁要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则坚称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指责以色列的核威慑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这种“核威慑vs反威慑”的博弈，让两国走到了战争边缘。
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加剧了对立。美国自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以色列则配合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孤立伊朗。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经济陷入困境，转而将以色列视为“美国的帮凶”，通过支持地区武装力量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这种“以牙还牙”的循环，让两国的敌意陷入螺旋式上升。
民众认知的对立也不容忽视。伊朗的教科书将以色列描述为“非法国家”，媒体每天播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以色列则将伊朗描绘成“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全民皆兵的国防教育让民众对伊朗充满警惕。这种长期的负面宣传，让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根深蒂固，难以形成和解的社会基础。
地区盟友的分化更让冲突难以调和。伊朗构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联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对以色列的战略包围；以色列则与沙特、阿联酋等逊尼派国家暗中勾结，试图构建“反伊朗联盟”。这种阵营化的对抗，让中东成了伊以博弈的战场，任何微小的摩擦都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
历史记忆的叠加也强化了敌意。伊朗人记得，1953年美国与英国策划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以色列曾提供情报支持；以色列人则忘不了，1979年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时，曾公开焚烧以色列国旗。这些事件虽不直接相关，却在两国国民心中埋下了“对方不可信”的种子，让和解的努力屡屡受挫。
未来的走向更添变数。随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相对下降，伊朗与以色列都试图扩大自身势力范围。以色列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面临伊朗导弹技术的追赶；伊朗虽在地区代理人战争中占据上风，却受制于经济制裁。这种“非对称平衡”的打破，可能成为新冲突的导火索。
说到底，伊朗与以色列的敌对，并非源于个人恩怨或领土纠纷，而是伊斯兰世界与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的权力碰撞，是什叶派伊朗与犹太以色列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更是全球大国博弈在中东的缩影。只要这些结构性矛盾未得到解决，两国的对峙就难以真正缓和，中东的和平也注定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