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粟裕与陈毅，两人在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的征程中，因缘际会，结下了深厚情谊。
1927年10月，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中，指挥仅剩有800多名南昌起义官兵的朱德，先后召开信丰军人大会和进行大余整编，半路赶上起义部队，被任命为团指导员的陈毅也第一次和全体官兵见面，两人都做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站在队伍中一脸肃然的粟裕后来回忆：“回想起与陈毅同志相识并深表钦佩，正是始于信丰与大庾的那段时光。”
大余整编时，粟裕被朱德直接从班长提升为五连指导员，与另一个连的连长林彪同列。同为一支小部队的政工人员，又是仅隔营一级的上下级，陈毅也认识了粟裕，彼此往来也较多。多年后陈毅回忆说：“这八百多位战友，战火中多数英勇捐躯。时至今日，除了林彪和粟裕，存世者寥寥无几。”
继而，陈毅与粟裕并肩投身于湘南起义的洪流，尔后，他们又携手随朱德攀登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义残部成功会师。
陈毅自投身军旅，起点便颇为优越，加之机缘巧合，在井冈山会师，两军合并为红四军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亦颇为显赫；而粟裕依旧身处基层，两人鲜有交集，往来寥寥。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九大”会议之后，陈毅同志告别了红军的核心力量——红四军，转而负责省军区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扩充红军力量，为此，他荣获了红星奖章的荣誉。与此同时，粟裕同志则始终坚守在主力部队，紧随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脚步，南征北战。他遵循着“名将必起于卒伍”的古训，从一名基层干部逐步晋升至红七军团的参谋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参与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围剿”战役，与蒋介石的“围剿”军队正面交锋。
1934年深秋，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被迫踏上长征征程，陈毅与粟裕则毅然选择留守南方密林，顽强坚守，以待时局变化。尽管相隔千里，陈毅在赣粤边界地区昼伏夜出，展开游击战；而粟裕则在浙西南至浙南一隅，披荆斩棘，独自奋战，两人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任何联系。
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国共两党经过和谈终于达成共识，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陈毅与粟裕，两人均见证了寒冬过后的曙光。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1支队的司令，而粟裕则担任了第2支队的副司令，不久后便代理了司令一职。一年之后，项英向毛泽东请示并获得批准，将这两个支队合并，组建了江南指挥部。随后，在北渡长江后，该指挥部更名为苏北指挥部。陈毅出任指挥，粟裕则担任副指挥兼参谋长，两人的合作生涯自此拉开序幕，并肩作战，共进退。
陈毅长于政治，主要负责统战工作，粟裕则主管作战、训练等工作，两人优势互补，“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由此而来。因粟裕能者多劳，事情繁杂，陈毅还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以此表达对他的敬佩与支持。
在那个时期，他们携手创作的杰作非黄桥决战莫属，一场以少胜多的激战，成功挫败了国民党韩德勤部数万人的进攻，迫使敌军未能将我军驱入长江，葬身鱼腹。苏北新四军因此转危为安，最终在华中地区建立起了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陈毅对粟裕精心策划和亲自指挥的黄桥之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战后海安西寺的干部会议上，他如此介绍粟裕：“大家可能好奇，粟副总指挥是从何而来的？我要告诉大家，粟副总指挥其实早已在此，只是由于统战需要，未曾公开露面。有些人误以为我陈毅只是诗人、文人，来此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
他阐述道：“若是将粟裕同志的身份公之于众，他们必定会质疑：你们将军事干部引荐至此，难道是意图开战？如此一来，将不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故此过去未曾对外公开。”
他还表示：“粟副总指挥，乃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曾屡次指挥我们赢得辉煌战果。在此次黄桥决战中，我们已决定将指挥权完全交由粟裕同志手中。”
这乃陈毅将军首次在公开场合，由衷地赞誉粟裕同志。时至今日，那位曾出席该会议、后担任成都警备司令员的新四军老战士张玉成，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段话语。
不久后，两人再度长期分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不幸爆发，陈毅随即肩负重任，担任了重建后的新四军代军长一职。原苏北指挥部的部队改编为第一师，由粟裕出任师长。这支部队分别驻扎在盐阜区（后改称淮南区）以及苏中区，各司其职，大多独立作战。在日寇的严密封锁和碉堡遍布的形势下，他们的行动主要依赖电报进行联络。
1943年11月，陈毅因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策划的黄花塘事件，被迫迁徙至大后方延安。此时，他与前线战友粟裕相隔千里之遥，双方的电报交流亦随之戛然而止。
三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之际，陈毅同志重返华东战场，肩负重任，担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他实际负责指挥山东野战军，与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同志南北呼应，共同应对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在此过程中，两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与争论，这一系列争执共发生了三次。
首先，是关于先进行内线作战还是直接采取外线作战策略的争论。
1946年6月，蒋介石磨刀霍霍，集结重兵，意图对中共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此背景下，兵力相对薄弱的毛泽东不愿挑起内战，心生一计：“蒋军向北，解放军向南”。他指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及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发起外线作战，目标直指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同时，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负责进攻淮南，为兄弟部队提供策应。此举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议和。
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五万精兵，奉命出征。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下令，将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的战略行动纳入自己的管辖，引导其向西挺进淮南。
真知灼见，源于实践磨砺。粟裕同志长期身临前线，深入剖析敌我双方的具体态势与实际状况，其见解与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相左。他主张华中野战军应暂留苏中根据地作战，为此，他先后三次向毛泽东同志发出电报，同时告知陈毅同志，敢于直言，详述己见。
最终，毛泽东被成功说服，而陈毅却出人意料地始终坚守原有计划。于是，中央、山东与华中三地之间的电报往来络绎不绝，毛泽东成为了这其中的关键调解者。
在激战正酣之际，陈毅甚至以电报形式向毛泽东汇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等同志均不愿离开苏中，坚持在此地以主力部队周旋。然而，从全局战略角度来看，淮南地区的重要性远超苏中，这一观点我之前已多次阐述，但似乎仍未能说服他们。”
在激烈的论辩之中，粟裕在苏中地区以三万余兵力对抗蒋介石的十二万大军，连战连捷，最终更是连续七战七胜，令毛泽东兴奋不已，遂下令全国各战区效仿粟裕的战法。
山东野战军虽已出击淮北，但所获战果并不尽如人意。尤其在泗县一役中，陈毅未能遵循毛泽东和粟裕等人的劝诫与警示，于以多打少的冒险中不幸失利，导致主力第8师伤亡高达2400余人。面对现实，陈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第二次为两淮保卫战之争。
在苏中七战七捷的辉煌胜利之后，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其麾下部队，从南北两线发起攻势，旨在夺取淮安、淮阴等苏北关键城镇。
毛泽东命令陈毅掌管北淮泗地区的战事，并指示他“效仿粟裕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至于南面的苏中地区，则由粟裕全权负责。然而，陈毅随后错误地判断薛岳的主力将进攻沭阳，担忧返回山东的退路被截断，因此选择向北移动至沭阳以南、宿迁以东地区。
粟裕洞察薛岳的意图在于淮安与淮阴，于是频密与陈毅通过电文交流，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建议，甚至直言“若不然，华中局势将生变，我等难辞其咎”的严重后果。然而，陈毅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并断言“我必能扭转战局”。
薛岳果然如粟裕所预测，“佯攻怵阳、实攻淮阴”，趁着山东野战军主力向北转移之际，以精锐的整编74师及另外三个军团的兵力，趁机发动对两淮的进攻。
闻悉此讯，陈毅为之震惊，遂紧急率领部队南下，然而旋即察觉部署有误；粟裕亦迅速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赶赴苏中支援，但因路途迢迢，未能及时赶到，导致两淮迅速陷落，华中地区一时陷入被动之境。面对此情，陈毅深感痛心，在短期内，他三次诚恳地向上级、同级及下级进行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自己的失误。
他致电华中军区和华野的粟裕等人说：“由于主观指导错误，遗（贻）误全局，五内如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电报说：“我抵达淮北后，对战局充满了忧虑，决心不够坚定，未能充分发挥山野部队的战斗力，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他主动提出：“今后，我将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等人共同集结，军事决策将更多依赖粟裕的决定，相信我们定能扭转局势。”
他首次向毛推荐粟裕。
继而，陈毅主动致信其麾下第8师的全体将士，对于战役失利中的决策与部署失误，主动承担起了责任，坦言：“作为一军统帅，我理应肩负一切，并向我的指战员们公开承认这一错误。”
第三次争议：战略方向与时机。
自两淮沦陷之际，山东与华中野战军相继汇聚于淮海一带。粟裕等将领遂向毛泽东与陈毅发出电报，就两野战军协同作战提出构想。陈毅对此表示强烈共鸣，并进而倡议将两野战军的指挥机构合并为一。
毛泽东迅速予以首肯，并提出“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出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则兼任副政委”。然而，两个野战军指挥部在随后并未成功合并，反而出现了新的分歧。
此刻，薛岳闻悉粟裕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随即采取分兵策略，避实击虚。一路军队自两淮东进，直指涟水，意图对华中野战军的后方构成威胁；另一路则从鲁南出发，攻占峄县与枣庄，进而威胁山东野战军的后方安全。
粟裕与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商议后，提议先集中两个野战军，对南面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势，目标直指涟水。而陈毅则作出决策，令山东野战军返回鲁南地区。他提出两种方案：要么华中野战军与其同行至山东，要么两野战军各自为战，南北夹击。
华中分局的领导张鼎丞、邓子恢与曾山，听闻此事后，情绪激动，立刻向毛泽东发送了一份罕见的密电。电文伊始便直言不讳：“我们坚决反对陈的此番部署。”他们详尽地回顾了两淮失守的全过程，并在电文中“投诉”道：“这一切完全是陈对军事用兵的轻率态度所导致。若非如此，淮阴城自可保全，甚至有可能消灭敌人，扭转战局。陈之所以如此动摇，固然与宋曾二人有关，但我们推测，陈的英雄主义思想亦难脱干系。”
他们的情绪愈发高涨：“中央已作出决策，将山野与华野合并，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统一指挥，相关命令亦已对外公布。然而，陈毅（毅将军）却依然维持着两个机关的独立运作，迟迟不愿合并。他个人亦采取独立行动，未曾与众人同处一室，依旧采用临时的接头会商方式。”
他们认为，“陈指挥官显得犹豫不决，即便山野部队回师鲁南，亦未必能确保战事胜利。而且，山野与华野分头行动，对未来的战局发展并无实质性改变，反而可能对整个全国战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坚决抵制陈（毅）将军的这一部署”。
在历经多轮书面论争之后，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等人的看法，并对陈毅提出了批评。面对此情，陈毅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暂缓前往鲁南。基于取胜的迫切愿望和对胜利的渴望，毛泽东随即对两支野战军合并后的指挥体系进行了明确分工，明确指出“在陈毅的领导下，重大政策应共同商定”的同时，特别强调“战役指挥应由粟裕全权负责”。
1946年12月，粟裕孤身一人奔赴山东野战军司令部，肩负起战役指挥的重任。他首次以“华东野战军”的名义发布命令，调度山东野战军主力与华中野战军一部协同作战，最终在宿北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山东野战军历史上首次取得胜利，极大地提振了部队的士气。
继之，粟裕与陈毅携手共进，齐心协力，勇战鲁南，攻克莱芜，声威远播，震慑四方。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亦正式合并，重组为华东野战军。
陈毅对粟裕的战役指挥能力深感敬佩与信赖。他不止一次地向粟裕表示：“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的决策主要交由你负责，我会为你设定目标。”而且，每场战役胜利后，他都会兴奋地挥毫泼墨，赋诗以记盛。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在晚年时，曾回忆起他们二人之间那截然不同的志趣与个性。
他言道：“战争之中，地图乃不可或缺之宝，而粟裕尤为偏爱观览地图。他常于脑中依据地图指挥兵力部署，阅图渐多，对地图的熟悉程度亦随之加深。”
他提及了陈毅的独特性格：“陈毅素来不喜翻阅地图。司令部众人皆知，他对于军事作战之事，全权委托给粟裕，至于战事如何展开，他从不亲自过问，不愿耗费精力去研究。他更乐于下棋、投身于其他事务。相较之下，粟裕则是日以继夜地研究地图，深思熟虑于战事。”
他对陈毅亦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然而，陈毅的口才确实令人钦佩。每当机关召开会议，我们便携带小凳子前去聆听。陈毅便在会议现场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形势分析、后勤保障、作风整顿以及思想工作等方面。他总能滔滔不绝地讲述，条理清晰，令人信服。”
为保证粟裕专心考虑作战，陈毅特别规定：“当粟总在地图前精心设计歼敌方案之际，任何人不得打扰。”战役启动之后，他经常走出指挥室，表示：“我暂时离开此地，实属必要，以免粟司令每事必向我汇报，从而耽误宝贵时间。”
陈毅特别留意粟裕的健康状况。在战前，每当粟裕闭门谢客，全神贯注于地图上紧张地构思战役策略时，陈毅偶尔会“硬是”邀请粟裕一同下棋，借此放松他的思绪。更有一次，陈毅亲自“硬是”将粟裕拉出户外，一同打猎，以期缓解他紧绷的神经。
紧接着，粟裕再次书写了孟良崮战役的传奇。他巧妙地从蒋介石45万精锐部队中，将被誉为“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分割，并一举将其全歼，师长张灵甫亦命丧于此。这一打击，令蒋介石悲痛欲绝，犹如失去至亲。
在激战之中，陈毅身兼司令员与政委的双重职责，对虽仅担任副司令员却肩负战役指挥重任的粟裕给予了充分的信赖与大力支持。
交战双方激战之际，性格粗爽的9纵司令员许世友以部队伤亡太大为由，在电话中同粟裕讨价还价。陈毅拿过话筒说：“粟裕同志所表达的观点，正是我的看法。”许世友见状，深知陈毅手握人事大权，能够代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行使军法，于是心绪逐渐平复。
连战连胜的佳绩虽令人振奋，却也滋生出一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导致特殊指挥体制内部不久便出现了分歧。
1947年7月，为响应毛泽东的紧急指令，华东野战军迅速执行了“七月分兵”的战略部署，将整个部队划分为三支精锐部队，分头发动攻势，形成三面夹击的战局。
接到分兵的紧急命令，粟裕坚信山东仍具备“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而大规模消减蒋介石的有生力量，实则是对友军最有力的支援。《传檄到中原》一书中记载：“在山东期间，陈毅与粟裕曾就分兵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昼夜争论。粟裕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对远距离外线作战的策略感到难以理解。”
面对华野司令部其他成员主张分兵的坚决意见，粟裕虽不得不从，却由此引发了南麻、临朐战役的连番失利。这成为了粟裕在其一生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历程中，罕见的两次“败走麦城”，令其心情异常沉重。
随后，他深入剖析了这两次战斗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症结，并着手将相关情况上报给毛泽东。然而，陈毅与谭震林对他在电文中提出的“主要症结仍在于对敌人保持重点进攻的判断失误”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粟裕在军事布局上的失误以及战术上的不周全所导致。
粟裕立即向毛泽东发送了一封自请处分的电文。毛泽东在收到电文后，以轻松的语气回复：“数战不利无足挂齿，总体局势依然向好。请放心从事工作，提振士气，以便于再次投身战斗。”在此电文之际，为了支持刘邓在跃进大别山行动中的部署，毛泽东接连发出五份电报，急令粟裕火速前往鲁西南，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五个主力纵队投入战斗。
陈毅在得知毛泽东的回复电文后，立即迅速回电中央，对粟裕给予了高度评价：“近期，粟裕、陈赓等人才相继崭露头角，前程似锦，他们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并肩作战，这无疑是我党与人民的宝贵财富。”
粟裕即将启程赴鲁西南，鉴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挥体系的完善，尤其是“人事关系与指挥便捷”，在获得陈毅的同意后，二人联名致信毛泽东，恳请陈毅一同西行，以强化领导力量。毛泽东顺应民意，仅要求他们二人迅速前往鲁西南。
陈毅因而得以与粟裕并肩，一同奔赴中原战场。然而，不久之后，他便孤身一人离开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至1948年4月，他才重返该部。在此期间，他曾赴陕北参加重要会议。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便已构思了第二次跃进战略，计划派遣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组建东南野战军，渡过长江，以此调动蒋介石在江北的主力部队回防江南。闻此消息，陈毅赞不绝口，毛泽东随即下令他返回华东野战军，亲自向粟裕传达这一战略部署。
粟裕早已密谋策划，意图集结江北的陈粟、刘邓以及陈谢三路雄师，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期扭转中原战局。他竟三度鼓起勇气，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进言，主张暂缓渡江南下，转而留在江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在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决定邀请粟裕至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城南庄的新驻地进行会面，并特地派遣刚从陕北归来、返回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陈毅一同北上陪同。
在深入聆听了粟裕的规划之后，毛泽东最终被其说服，然而，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的时间内，务必“消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个正规旅”，“确保完成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粟裕能够顺利履行“军令状”的任务，毛泽东实施了三项前所未有的特别措施。其中一项便是赋予他充分的指挥权限，从而实现“事、权、责”的协调一致。
毛泽东决定将陈毅调离华野，前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职。他对粟裕说：“陈毅同志将不再负责华野，今后华野的领导重任便交由你担当。”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组织变动，粟裕心中不禁感到震惊。出于对陈毅同志的深切敬意，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请求：“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从华野离职。”毛泽东回应道：“中央业已做出决定，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将赴中原局、中原军区履职，华野的领导重任还是由你来承担。”
粟裕不得不恳请“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一职上继续留任”，毛泽东沉思片刻后，最终表示同意。随后，粟裕便接任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之职。
陈毅对这次重大的组织调整也毫无思想准备。陈毅传记《传檄到中原》一书认为：“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对他突然被调中原的原因，《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中央有人指出：‘陈毅在山东时，未能充分发挥众多有能力干部的潜力，诸多事务均由他一人承担，导致诸多事情未能妥善完成。’而且，他与饶漱石的关系亦颇为密切。”
实际上，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之前，陈粟二人之间的争论以及山东野战军的连番败绩，使得正于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喜出望外，遂向毛泽东建议“以粟代陈”。
这时，毛泽东已为即将合并的华东野战军指定了“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特殊指挥体制，因而当面告诉饶漱石：“陈毅与粟裕不可分割，二者联合便能取胜，一旦分离便将遭遇败绩。”并要求饶漱石回华东后亲自向相关人员传达此指令。然而，饶漱石返程后并未如实传达，反而在私心作祟下，多次私下对粟裕表示：“目前的责任落在陈毅身上，而将来你将承担主要责任。”
粟裕对陈毅与饶漱石两位上级领导均怀有深厚的敬意，个人更无觊觎权位之意。他坚信“职务的安排，乃中央之决定”，因而对饶漱石的举动并未予以过多关注。
这些事情，陈毅当时也并不知道，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中饶漱石被批判时才清楚，但突然要离开兵强马壮的华野，也隐隐认为其中必有缘故。他离开前，托人将一台收音机带给周恩来，附信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明日将西行，绝无留恋部队之心，愿将来能随军入川”。
周恩来审阅完信件后，出于某些考量，特地亲笔批示，将信件转发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以及任弼时等书记处成员进行阅读。在众人审阅完毕后，不知是哪位同志，在“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这句话旁，用毛笔划了一道粗重的杠线，以此凸显其重要性。
陈毅一到中原军区，便带着几分玩笑的口吻说道：“东边有粟裕指挥作战，西边有刘伯承镇守，我这闲职似乎无所事事，不如就着手创办一所大学吧。”话音刚落，他便担起了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重任，为培养大批干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
陈毅卸任华野司令后，粟裕迅速发起了豫东战役，一役便圆满完成了毛泽东交付的歼灭“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近十万敌军的任务。1948年8月，他率领华野主力实施回马枪战术，重返山东，与坚守内线的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汇合，共同发起了济南战役。此役一举击溃了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成功生擒了凶猛的敌将王耀武。
此刻，华野全军兵力已超过三十万，下辖四个兵团和十六个纵队，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一人肩负着指挥重任。一场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即将拉开序幕，他必须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作战计划和指挥之中，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后勤事务则难以兼顾。毛泽东对此亦心知肚明，遂有让陈毅同志重返华野协助粟裕之意，电文中明确指出：“拟请陈毅同志重返该部（华野），协助粟裕调整内部关系”。
粟裕心中喜悦，立刻着手做好“让贤”的筹备，不料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与他共事的余力、鞠开、崔协祥、俞杰以及唐洪等秘书与警卫员听闻此事后，均感到他反复推让的态度，“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不禁在言谈间流露出一丝不满的情绪”。
粟裕情绪激昂，向支部提议举办一场关于“共产党员应争先恐后追求什么，又应谦让何物”的座谈会。同时，他有意安排这批人一同前往济南游览，借此机会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
游玩之际，粟裕笑容满面地询问众人：“诸位，你们觉得济南这个地方如何？”
众人纷纷热议一番后，粟裕发表见解：“济南固然是座繁华都市，然而南京、上海等城市更是规模宏大。此外，苏州、杭州等地以美景著称，这些城市的解放后管理建设，实属一门大学问。陈总在各方面均胜我一筹，他有能力将这些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陈总回归主持全局工作，我便能专心致志于军事，与大家并肩作战，赢得更多辉煌胜利，岂不美哉？”
余力等人日后提及此事，回忆道：“首长未曾对任何一人提出批评，然而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坐立难安，我们羞愧地垂下了头颅，纷纷自发提出要进行自我检讨。”
随后的支部会上，支部负责人蒯斯曛替他们解了围。他对粟裕说：“首长请勿忧虑，他们虽年轻，却都已历经多年战火的洗礼，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平日里，他们勇于承担重任，面对困难勇往直前，荣誉面前则谦逊有加，他们定会不负首长的重托。”
内部难题得以化解，然而陈毅因故未能亲临现场，粟裕依旧肩负重任，独自承担起这份辛劳。
继此，粟裕与毛泽东通过电文交流，最终确定了淮海战役的具体方案。鉴于此次战役规模之巨，粟裕进而向毛泽东提议：“鉴于此次战役的宏大规模，恳请陈毅军长与邓小平政委共同负责指挥事宜。”
中野司令部的陈毅与邓小平向毛泽东及粟裕发电表示：“鉴于通讯设备较为简陋，恳请军委对粟谭部实施更多直接的指导。”毛泽东亦延续了对华东野战军及粟裕的“直接指挥”模式，即便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后，这一做法也并未改变。
在粟裕指挥华野成功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中原野战军虽在围剿黄维兵团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粟裕随即向陈毅领导的中野分享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1948年12月1日，中野司令部与华野司令部成功建立了电话联系。首通电话的双方分别是陈毅将军与华野副参谋长张震。
寒暄之后，张震将话题转向了华野当前的部署情况，最后他坚定地表示：“若是中野在抗击黄维的过程中需要华野提供支援，只需下令，我们必将即刻响应。”
陈毅曾言：“我虽不敢擅自下令，但有了华野作为坚强后盾，我们攻克黄维的信心倍增。”陈毅所言不虚。尽管他仍是名义上的华野司令员，然而，根据组织纪律，若无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批准，他确实无权擅自调动华野的部队。
此刻，粟裕接过张震递来的话筒，陈毅询问：“你们针对黄百韬采取的策略是？”粟裕迅速回应：“采取挖掘坑道、逼近敌阵，随后发动突袭，分割并消灭敌军。”他进一步详述了华东野战军围剿黄百韬的具体过程。
陈毅满脸喜悦，转身对刘伯承与邓小平言道：“此计甚妙。”三人遂决意即刻采纳“碾庄经验”进行作战。紧接着，粟裕主动派遣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十万精锐南下，协助他们围剿黄维兵团，不久便将该部予以彻底歼灭。
继此，粟裕持续担负华东野战军（后更名为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指挥重任，接连赢得渡江、上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并在最后筹备攻台作战事宜。然而，1950年6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攻台作战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止。毛泽东随即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率领军队开赴朝鲜战场。遗憾的是，由于疾病缠身，粟裕无法成行东北，亦无力履行其原本负责的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的职责。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得下令已投身地方工作的陈毅重返军队，填补粟裕留下的空缺。
五
1951年秋季，粟裕同志结束在苏联的疗养之旅，重返祖国。此后，他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告别了曾长期执掌的华东部队，与陈毅元帅之间的直接联系亦逐渐减少。
1954年2月，“高饶事件”一经揭露，饶漱石的问题迅速波及至粟裕，形势变得尤为严峻。次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中一个核心议题便是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等，以及曾短暂担任华东局职务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亦列席了此次会议。
分组会上批判饶漱石时，有人因战争年代饶漱石提出过“以粟代陈”，后来又将陈毅“赶到”中原军区，以及饶粟关系“密切”等问题，对粟裕进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毫无察觉。随后，他起身上洗手间，刘伯承也跟随出来。在洗手间，刘伯承轻声对他说，“你太过不警觉了，他们意图将你与饶漱石牵扯在一起。”粟裕这才恍然大悟。
同年四月一日，陈毅于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华东同志座谈会”，持续对“饶漱石与粟裕关系”一事进行集体性的“帮助”与“批评”。得益于刘伯承的提醒，粟裕在自我反省时阐明，自己与饶漱石过往的关系纯属正常的工作互动，同时也承认对饶漱石“警惕性不足”。鉴于毛泽东对粟裕的深厚信任，粟裕最终得以侥幸“脱险”。
事未完，再起波涛。
三年之后，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不幸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批判。他被迫承受的罪名中，最为严重的便是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其中之一便是被指责为“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三位领导关系紧张，难以相处。
而陈毅所持“搞不好”的看法，主要源于粟裕曾表现出对陈毅的反感，即所谓的“随饶反陈”。在山东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争论阶段，尽管粟裕在指挥苏中七战七捷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却被认为是失误，有人指责其为“不顾大局”，并提出“两淮失守”是由于粟裕过于留恋苏中战场所致。
在大会对粟裕进行批判的前后阶段，陈毅由于对粟裕的误解，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对于对粟裕的批判，陈毅在一场于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规模不大的会议上，对其进行了定性评价，称其为“阴险”。这一观点随即成为了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进行批评的基调。紧接着，大会主席团便将粟裕“阴险”的问题提上了议程。
二是将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对方总参谋长的几句谈话，引申为“到国外找根据”的“告洋状”。他在大会上说：“（粟裕）过往行为多为夸大其功，争夺权势，竟跑到国外寻求依据。”
三、对原三野（即华东野战军）的与会将领，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细致的沟通与交流。此外，他还在大会上发表了专题讲话，受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主持人彭德怀的高度评价。彭德怀表示：“陈毅同志的讲话对于我们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对抵制个人主义倾向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多数原三野的将领因此选择了缄默，有人甚至跟风开始了批判。然而，仍有将领秉持正义，敢于直言，虎将王必成便是其中一员。他发声表示：“我并未体会到粟裕同志所谓的‘阴谋’”，“至于主席团提出的关于（粟裕）‘阴’的问题，我尚未深入了解。”
粟裕在大小会议中屡次进行自我检讨，却始终未能得到通过，这让他倍感痛苦。幸运的是，毛泽东传达了对他支持的意愿，陈毅领会了这一意图，带头鼓掌表示赞同。然而，会议落幕之后，仍有少数人向毛泽东施加压力，将粟裕拜访苏联总长的事件从“告洋状”演变成了“里通外国”的指控。
不久之后，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撤销，转而担任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其与军队的接触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他往日的辉煌战功，逐渐被贬低、淡化、转移，乃至消磨殆尽，直至36年后，中央军委方才公开为其恢复名誉。
1958年之际，陈毅在审阅涉及“粟裕”与“七战七捷”的文件时，批示道：“此举并不适宜，亦无必要。”自此，那被毛泽东下令全军效仿的“七战七捷”便鲜有人再提。
六
自粟裕被免职之后，宅前人迹罕至，几乎门可罗雀。他与陈毅的关系也仅限于公务上的会面，私下交流不复存在。
粟裕向来性情沉稳，深思寡言，不喜闲逛于人户之间。在遭受批判之后，他更是尽量减少外出，深居简出。某次春节期间，秘书建议他前往陈毅家中拜年，但粟裕婉言谢绝。
陈毅的级别显著超过粟裕，且并无记载显示他访问过粟裕的住所。有人后来向粟裕的妻子楚青询问：“陈老总是否曾到过你家？”楚青平静回应：“作为领导人，他怎么会特地到我家呢？”
粟裕敬重陈毅。
1972年1月，陈毅同志因病与世长辞，粟裕将军深感悲痛，毅然出席了追悼仪式。当时，陈毅夫人张茜因未就业且境遇不佳，粟裕便想方设法将她安置于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持续给予关照，直至张茜于1975年离世。嗣后，粟裕将军又将陈毅同志的孤子陈小鲁接入家中，不久便欣然同意了他与自己独女联姻。
1979年，粟裕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申诉，明确指出：“彭德怀同志对我所进行的批判，其用心实属不善”，“强加于我的罪名，纯属莫须有之辞”。然而，对于陈毅同志，他却未曾提及一字。在晚年病情缠身之际，他仍坚持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在这部作品中对人物的评价中，陈毅同志是他赞誉最多的人物，言辞之间充满了敬意与颂扬。
